大哉孔子

来源: 编辑: 管理员1 发布时间: 2014-08-27


    孔子(前551~前479),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,儒家创始人。名丘,字仲尼,春秋末期鲁国人。先世为宋国贵族,因避内乱迁居鲁国。父叔梁纥,母颜氏。鲁襄公二十二年(前551)生于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)。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,素有“礼乐之邦”之称;至春秋末,“周礼尽在鲁”,礼乐仍保存完好。鲁国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孔子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。孔子三岁丧父,家道中落,早年做过管粮仓、管放牧的小官;因“少好礼”,自幼受传统礼制的熏陶,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,从事儒者之业,以替富贵者办理丧祭赞礼为生。中年时,聚徒讲学,从事教育活动。年五十,曾一度担任鲁国的“司寇”,摄行相职,不久即弃官离鲁,率弟子周游列国,广泛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,但终不见用。晚年回到鲁国,致力教育事业,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古代典籍,删修《春秋》。相传有弟子三千,著名者七十六人。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《论语》中。《左传》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,也较可靠,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    孔子以“仁”为核心,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富于哲学智慧的思想体系。 
    天命鬼神思想 春秋时代,天命神权思想已受到无神论思潮的冲击,天的权威已动摇,神的地位已下降,但作为传统的思想观念,它仍然是一种统摄人心的文化力量。受此影响,孔子有时也把天视为宇宙间有意志的主宰者,如说“天生德于予”,“知我者其天乎?”,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”,“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”等,都包含着“天”为一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意味。孔子又认为,天有“天命”,它是超越性存有,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必然性,既可决定人的生死,也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,“亡之,命矣夫”,“道之将行也欤,命也;道之将废也欤,命也”。人应“畏天命”、“知天”、“知命”,认为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”。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天命,才能顺天应命,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勇往直前,获得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由。因而他特别强调“为仁由己”,轻鬼神而重人事,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,主张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”。他在肯定超越性存有的同时,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。 
    知识论 孔子认为不同的人其知识的来源有很大差别,有“生而知之者”,也有“学而知之者”,因人而异。就一般人而言,其知识都是后天学知的。作为教育家,他希望人们“多闻”、“多见”、“多识”、“多问”,博学多能,择善而从,不善而改;在求知的过程中,应“学而时习之”,采取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老实态度;既要勤于学习,也要善于思考,因为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学是思的基础,思是学的深化,学到的知识经过思考,融会贯通,就能“举一反三”、“闻一知十”、“下学上达”,从而丰富和深化人的认识。他主张学以致用,言行一致,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,反对言过其行,知而不行。孔子的“学而知之”、学思并重、知行统一等观点,是人类知识史上有价值的经验总结,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 
    中庸之道 中庸之道是孔子的方法论。“中庸”一词始见于《论语》,最初是由孔子提出的一种高尚的美德,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”但在其思想体系中,它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。关于“中庸”的含义,孔子有“执两用中”、“中立不倚”的说法,要求人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,严守中道而不偏于“过”或“不及”。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,“中庸”贯串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。
    仁学思想 孔子的仁学是以仁为核心、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。“仁”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,孔子赋予新的含义,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。据《论语》记载:“樊迟问仁,子曰:爱人。”又说: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”仁的本义是爱人,视人如己,推己及人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这也就是所谓的“忠恕”之道。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,本义为节,即对行为的某种节制、约束。节制就是行为者对他人的宽容、礼让,并通过这一行为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,其精神实质即仁。故云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”、“礼之用和为贵”、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孔子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仁爱思想,表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倾向。 
    德治思想 “为政以德”是孔子仁学在政治思想上的必然要求。他认为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当政者若仅仅依靠政令与刑罚治理人民,最多使民免于犯罪,但无法使其耻于犯罪;而以伦理道德引导人民,以礼乐教化人民,老百姓不仅耻于犯罪,而且还会自觉地遵守行为规范。当然,德化和刑罚都是不可或缺的,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宽。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(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)良好的社会秩序有赖于“宽猛相济”、德刑并施;但在他看来,刑罚只能矫偏救失,解决已然的问题,而道德则能防患于未然,使民“有耻且格”。同时,只有以德行政也才能得众,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,而众星共之。”而德政的前提则是为政者“身正”,因为“政者正也,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“自欲善而民善矣”。德政要求惠民、养民、利民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,使民以义。 
    伦理学说 孔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。“子张问仁于孔子,孔子曰:能行五者于天下,为仁矣。请问之,曰: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道德规范都是仁德的体现。仁并非统治者的特殊行为规范,而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。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,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孝悌为仁之本,它由亲亲敬长之道拓展而来,以事亲从兄之心对待他人。他提出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的人性学说和“为仁由己”的德性修养方法,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性,“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”,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。要求人们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,应是“无求生以害人,有杀身以成仁”。 
    义利学说 “义”即道德,亦即人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准则;“利”是物质利益或功利。在义利关系问题上,孔子主张“义以为质”、“义以为上”,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,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有意义。他不否定利的价值,认为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”,追求富贵利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,“富而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”。但认为求利是有条件的,不能“不义而富”、“放于利而行”,而应“见利思义”、“见得思义”。在政治实践中,既要“务民之义”,也要惠民、利民、富民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。 
    正名思想 孔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,他的正名主张包含了对逻辑正名的初步意识。其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”说,认为言有赖于名,名不副实,言就不能顺畅,正名是言论合理的前提和条件。他提出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正名原则,包含了名实必须一致,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的逻辑思想。他还提出“慎言”、“辞达”的主张,要求判断应慎重、恰当;强调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,认为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、“温故而知新”,由已知可以推论未知。他根据同类可以相推的原则,提出“举一反三”、“闻一知十”的类推方法,即从某类中的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质,可以推知该类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类性质,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。
    尽善尽美论 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“仁学”的基础上,并从仁道出发来考察审美和艺术。他对诉之人们感官的声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义的态度,但认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伦理道德的善完美统一起来,做到既“尽善”又“尽美”,才算达到了最高的理想。在美与善的关系中,他认为善更根本、更重要,但不否认美所特有的价值,反对只要“质”不要“文”、只要善不要美的观点,强调美与善的和谐统一。 
    有教无类论 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,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,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学说。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,“子适卫,冉有仆,子曰:庶亦哉!冉有曰:既庶哉,又何加焉?曰:富之。曰:既富矣,又何加焉?曰:教之”。他以“文行忠信”为教育的主要内容,主张“有教无类”,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;主张“学而时习之”、学思并重、“温故而知新”;提倡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学习态度。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、有的放矢,主张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;注重因材施教,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;在言教的同时注意身教,要求自己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。一生勤奋刻苦,常常忘食、忘忧。 
    影响与作用 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,中国古代的伟大哲人。孔子思想博大精深,涉及政治、伦理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教育等诸多领域,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。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,其人学思想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。